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舒曉婷 北京報道

2025年是中國—東盟自貿區成立15周年，也是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開篇之年。中國海關總署4月14日發布的消息稱，目前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已經實質性結束，雙方將在數字經濟、綠色經濟、供應鏈互聯互通等新興領域拓展互利合作，在標準和規則等領域加強互融互通，共同促進貿易便利化及包容發展。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白樂夫（Erik Berglof）近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指出，中國與東盟圍繞綠色低碳領域可重點從三個方面深化合作：一是可再生能源和電網互聯；二是綠色金融和碳市場建設；三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

Erik Berglof指出，中國在擴大可再生能源規模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超額完成了太陽能、風能和電池儲能的部署目標。這種快速擴張得益于強有力的政策支持、技術的持續進步、對清潔能源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以及市場競爭。與此同時，燃煤電廠的退出進程相對謹慎。這主要是出于對能源安全、電網穩定和工業用能需求的綜合考量。為了成功實現“雙碳”目標，中國亟需加快推進可再生能源更高比例并入電力系統，增強電網靈活性、發展大規模能源儲存系統，并健全電力市場機制，從而加速從煤炭向可再生能源的深度轉型。

作為《巴黎協定》通過后成立的多邊開發銀行，亞投行致力于支持成員向低碳和氣候適應型未來轉型。在首個銀行中期發展戰略中，亞投行設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即到2025年確保其實際批準的資金中至少有50%用于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相關的項目。“我們預計，到2030年，亞投行的氣候融資累計將達500億美元。”Erik Berglof說。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白樂夫（Erik Berglof）資料圖）

中國為全球脫碳做出貢獻

《21世紀》：綠色低碳發展是中國政策關注的焦點之一。請問，你近期關注哪些與綠色低碳發展相關的內容？

Erik Berglof：中國在擴大可再生能源規模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超額完成了太陽能、風能和電池儲能的部署目標。這種快速擴張得益于強有力的政策支持、技術的持續進步、對清潔能源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以及市場競爭。中國正積極打造全球清潔能源創新的引領者地位，不僅有力提升了自身的能源安全，也為全球脫碳努力做出了貢獻。

與此同時，燃煤電廠的退出進程相對謹慎。這主要是出于對能源安全、電網穩定和工業用能需求的綜合考量。盡管中國持續提高煤炭發電效率，并擴大靈活性措施，但是，減少對煤炭的結構性依賴仍是一項關鍵挑戰。

為了成功實現“雙碳”目標，中國亟需加快推進可再生能源更高比例并入電力系統，增強電網靈活性、發展大規模能源儲存系統，并健全電力市場機制，從而加速從煤炭向可再生能源的深度轉型。

中國在電力市場改革、綠色金融、碳市場建設以及工業脫碳等方面的持續努力至關重要。相關政策將確保公正、安全和可持續的能源轉型，同時平衡經濟增長和長期環境目標。

《21世紀》：從全球范圍來看，中國在綠色低碳發展方面有何亮點？

Erik Berglof：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處于領先地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和風能生產國和安裝國，貢獻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容量的一半以上。目前，中國可再生能源行業提供了470多萬個就業崗位，超過了傳統化石燃料行業的就業規模。這一成就不僅關乎減排，也彰顯了中國在創造就業、推動技術創新和開拓新興市場方面的巨大潛力。

在電動汽車和綠色出行領域，中國同樣引領全球，電動車銷量占全球市場的一半以上，并在電池制造和供應鏈發展中居于主導地位。這些綠色產業正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將氣候挑戰轉化為引領全球市場的機遇。

此外，在綠色金融和市場機制方面，中國已經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體系（ETS），覆蓋電力行業50多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正將其逐步擴展到鋼鐵、水泥等高排放行業。中國還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正加快構建完善的可持續金融框架，以激勵和引導更多私人資本參與綠色項目。

“試點先行、以點帶面”的模式可供其他國家借鑒

《21世紀》：中國在推動“雙碳”目標方面有哪些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鑒的經驗？

Erik Berglof：我認為中國非常重要的經驗之一在于長期規劃和明確的政策目標。中國制定了明確的氣候目標和行業路線圖，為有序、系統地脫碳提供了堅實框架。其中，“五年規劃”作為一項動態的政策工具，有效地將氣候與環境目標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之中，確保政策的連續性與可操作性。

此外，技術和產業升級也尤為重要。中國在清潔技術研發、能源效率和綠色制造方面的大量投資，降低了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和電池存儲的成本。依托強大的制造能力，中國實現了太陽能、風能和電動汽車的大規模生產，通過規模經濟降低了全球價格，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獲取低碳技術創造了有利條件。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中國在自然解決方案方面也走在前列，率先推出了生態補償機制、植樹造林（如退耕還林工程）和濕地修復等舉措。這些舉措不僅有助于溫室氣體減排，還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契合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同時，通過提供生態系統服務，切實惠及當地社區。

此外，中國還積極探索試點與區域示范的模式，已在全國多個地區成功開展低碳城市、綠色產業園區、可持續金融試驗區等試點項目，并在取得成效后逐步在全國推廣。這種“試點先行、以點帶面”的模式可供其他國家借鑒。

《21世紀》：當前，世界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綠色轉型方面面臨哪些挑戰？

Erik Berglof：我認為挑戰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政治意愿與全球合作的不足。應對氣候變化和推進綠色轉型，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意愿與國際層面的協同努力，尤其是在綠色技術共享、融資機制建設和統一碳市場等方面。然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國家利益的分歧和短期經濟優先事項往往阻礙了必要的集體行動。二是氣候融資與投資缺口巨大。實現向低碳經濟轉型每年需要數萬億美元的投入，但當前氣候資金仍然遠遠不足，且分布極不均衡，發展中國家面臨更為嚴峻的資金獲取難題。許多國家在動員私人資本方面存在困難，而現有的融資機制往往存在效率低下、流程復雜、獲取門檻高等問題。此外，不同國家之間在碳定價政策、綠色分類標準和碳信用體系上的不一致，造成了市場碎片化，進一步限制了氣候融資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21世紀》：針對上述問題，有何建議？

Erik Berglof：在增加政治意愿和促進全球合作方面，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力：一是依托二十國集團（G20）、《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和多邊開發銀行，加強多邊氣候外交，推動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執行力的國際合作機制，特別是強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互信與協作。盡管當前面臨巨大阻力，但氣候變化和自然損失的影響也日益顯現，合作勢在必行。二是積極推動雙邊與區域層面的合作協議，特別是在綠色技術轉讓、氣候融資和碳市場建設等領域。在全球面臨多重挑戰的背景下，區域合作和加強伙伴關系正變得愈加重要。三是推動氣候政策與國家經濟戰略協同，展示氣候行動如何支持創造就業、保障能源安全和提升長期經濟韌性，為氣候行動爭取更廣泛的共識與政治推動力。中國提供了一個將凈零轉型融入增長與發展戰略的范例。對于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綠色增長模式為獲取新技術和資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但也對國家的協調能力和執行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在應對氣候投融資缺口方面，我認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需要從外部獲取技術和資本。為此，各國應建立由本國主導的“氣候與發展平臺”，以更好地整合國內資源并協調國際發展伙伴，確保技術轉移與資本流入的高效對接。此外，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拓展和豐富氣候融資渠道與機制：一是擴大公私伙伴關系、混合融資機制和風險分擔工具，吸引私營資本進入綠色領域，擴大對清潔能源、可持續基礎設施和氣候適應項目的融資。二是加強多邊開發銀行的氣候貸款能力，為發展中經濟體提供優惠融資和去風險投資。三是簡化和改善國際氣候基金（例如綠色氣候基金、損失與損害基金）的申請流程，使資源能更快速、精準地支持最脆弱國家和社區。四是協調碳定價政策、碳信用體系和綠色分類標準，以減少市場碎片化，增強全球碳市場和氣候融資機制的互通性。五是鼓勵監管和金融創新，如發展綠色債券、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和碳交易平臺等新型金融工具，以創造更多可擴展、可投資的氣候融資解決方案。

基礎設施是推動綠色轉型的關鍵支點

《21世紀》：具體到中國與東盟，未來雙方圍繞綠色低碳領域可以如何深化合作？

Erik Berglof：我認為可以重點考慮以下幾個領域：

一是可再生能源和電網互聯。中國在水電、太陽能和風能方面的經驗，可以幫助東盟國家加快清潔能源轉型。此外，中國在分布式太陽能項目和微電網系統方面的經驗，可以支持東盟擴大離網供能覆蓋和農村電氣化，確保偏遠和服務不足的社區獲得可靠的清潔能源。

二是綠色金融和碳市場建設。中國和東盟可以深化可持續金融合作，共同推動綠色債券、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和混合融資機制的發展，引導資本流向低碳基礎設施和氣候適應項目。中國的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ETS）為東盟國家制定碳定價機制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雙方還可在碳信用標準和市場聯通方面加強合作，推動跨境碳交易。在綠色金融分類和轉型金融框架方面的共同努力，也有助于建立明確的投資指導方針，確保可持續金融實踐的可信度和一致性。

三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在紅樹林恢復、可持續農業和再造林等領域，中國與東盟具備廣泛的合作空間。這些舉措不僅有助于提升生態系統的氣候適應力，也促進了農業可持續性和糧食安全。中國在生態補償機制、碳匯交易和植樹造林方面的經驗，可以為東盟國家提供可行的自然保護激勵機制設計參考，推動區域生態共贏。

《21世紀》：作為新型多邊開發銀行的代表，亞投行在支持綠色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發展項目方面有何考慮？

Erik Berglof：作為《巴黎協定》通過后成立的多邊開發銀行，亞投行致力于支持成員向低碳和氣候適應型未來轉型。在首個銀行中期發展戰略中，亞投行設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即到2025年確保其實際批準的資金中至少有50%用于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相關的項目。我們預計，到2030年，亞投行的氣候融資累計將達500億美元。

兩年前，亞投行批準了其首個《氣候行動計劃》，明確提出優先支持兼具多重氣候協同效益的項目。目前，我們正通過以下幾項戰略行動推動落實：對所有投資項目進行評估，確保其與《巴黎協定》相關目標完全保持一致；持續擴大氣候融資，特別強調適應與復原力建設；以及積極動員私營資本參與。亞投行還在積極推動金融產品的創新，例如在2023年發行氣候適應債券，并承諾從2025年起采用國際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ISSB）報告框架，以提升氣候信息透明度。

我們始終認為，基礎設施不僅關聯氣候挑戰，更能成為推動綠色轉型的關鍵支點。當前所做出的基礎設施投資選擇，將決定我們未來是走上高碳鎖定，還是邁向低碳韌性增長之路。在亞投行發布的《2023年亞洲基礎設施融資報告》中，我們提出了自然是最基本的基礎設施的理念，倡導通過加強對自然內在價值的認識，推動對自然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系統性投資。例如，我們在內蒙古的一個項目中應用了自然資本評估（NCV）方法，將生態系統服務納入經濟分析，以了解其如何影響投資決策。我們計劃將這種NCV方法應用到更多的項目中。

最后，面對氣候變化與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交織的挑戰，促使我們推出了以氣候為重點的政策性融資（CPBF）工具。這一新的融資工具旨在支持亞投行成員推進氣候政策和制度改革，以擴大氣候融資規模、加速低碳轉型。項目將優先支持以下方面的改進：提高氣候適應融資比例、調動私營資本參與，以及增加可融資綠色基礎設施項目儲備。這一機制將有助于成員落實其國家自主貢獻目標（NDCs）和長期氣候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