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法律研究院 李玉敏 北京報道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共享經濟高速發展，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網約家政服務員和網絡主播等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迅速增長。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在2億人左右。靈活用工，不僅高效地匹配企業的用工需求和，同時解決大量勞動者的基本生計，成為吸納就業的“蓄水池”、維護穩定的“減壓閥”。

根據《黨的二十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靈活就業主要包括個體經營、非全日制、新就業形態等三類就業方式。個體經營，主要包括從業人員在兩人及以下的登記注冊個體工商戶、未登記注冊的個體經營戶。非全日制就業人員，主要包括養老、托幼、家教、保潔、搬運、裝修維修等家政服務和打零工人員。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主要包括交通出行、外賣配送、網絡零售、直播銷售、互聯網醫療等領域的平臺就業人員。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進一步披露，2023年，全國農民工2.98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7億人。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全國新就業形態人員達8400萬人。

這樣一個涉及上億人員的靈活用工市場，因部分平臺的涉稅大案，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近期媒體報道稱，2024 年福建省 19 家具備 “委托代征” 資質的靈活用工平臺，因虛構交易鏈條，被定性為虛開增值稅發票，涉案金額高達 200 至 300 億元，波及下游 8000 余家企業，面臨補稅整改。

一邊是數字化浪潮下的“自由職業者經濟”新圖景，另一邊是虛開發票、偽造用工等的逃稅行為暗流涌動。這種撕裂背后，實質是行業野蠻生長周期中，效率與公平的失衡。靈活用工這種模式站在新的十字路口，該何去何從？

稅務合規不是冰冷的枷鎖，而是企業與靈活就業者長效發展的護航者。上述靈活用工領域稅務稽查的案例，本質上是通過穿透式稽查剔除“虛開亂象”與逃稅套利者，重構以真實業務為核心的行業秩序。

大型平臺更應率先行動，以技術的優勢擔當合規典范，讓每一份合同流、資金流、發票流都經得起數字稅控的檢驗，只有合規平臺才能擺脫灰色地帶的焦慮，勞動者也才更有保障，這正是數字經濟時代靈活用工模式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

靈活用工的四大稅務風險

近年來，靈活用工行業爆發多起因為虛開、偷逃稅案件被稅務稽查，部分主播、高管等高收入人群為偷逃個稅，通過靈活用工平臺轉換收入性質，亦受到處罰。

北京裕世律師事務所馮驁認為，靈活用工模式成為偷逃稅重災區的核心原因在于其流動性強、收入隱蔽、征管滯后等特征，結合當前稅收制度與監管技術的局限性，形成了多重征管漏洞。

舉個例子：靈活用工平臺常將勞動關系轉化為"合作""承攬"等民事關系，使收入性質在"勞務報酬"（按20%-40%預扣）與"經營所得"（核定征收率可低至0.5%）之間模糊。例如，某直播平臺將主播包裝為"個體工商戶"，利用稅收洼地政策將綜合稅負從45%降至0.5%。

靈活用工面臨的第一大稅務風險點：通過轉換收入性質開展“薪酬籌劃”業務被定性偷稅

近期，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稅務局第四稽查局查處了一起網絡主播樂傳曲偷逃稅款案件。該主播通過個人賬戶收款隱匿銷售收入，以及將個人取得的勞務報酬所得轉換為個體工商戶經營所得等手段偷逃稅款。

稅務稽查局通過稅收大數據比對分析發現：網絡主播樂傳曲憑借一定的粉絲量從事的私域咨詢業務熱度和售價居高不下，與其形成鮮明反差的卻是其近兩年僅申報個人收入60余萬元。經過調查后發現樂傳曲自行申報稅額很少，除直播平臺外還存在兩家在滬公司作為扣繳義務人，樂傳曲分別為上述兩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東。這兩家公司收受的發票中，其中幾個名字中帶有“科技中心”的開票方，名字相似、注冊地相近，并且同為個體工商戶，在兩年多的時間里竟先后為兩家公司開票逾1000萬元。最終稅務局調查后認定，這些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是為降低其稅負所實施的籌劃，主要通過“虛構業務套取資金并回流”的方式，將樂傳曲取得的個人勞務所得轉換為核定征收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最終，樂傳曲被做出追繳稅費款、加收滯納金并處罰款共計758萬元的處理處罰決定。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2024年稅務部門對169名網絡主播開展稅務檢查，累計查補稅近9億元，并曝光多起典型案件。

馮驁表示，靈活用工行業在政策收緊與市場迭代的雙重壓力下進入深度調整期。國家稅務總局浙江省稅務局《關于優化互聯網靈活用工委托代征管理促進我省靈活用工平臺發展的提案》明確提出靈活用工平臺“存在轉變靈活就業人員個人收入性質、違規轉引異地稅源、虛開發票等涉稅問題”，并強調“業務屬地化”及“真實交易穿透核查”。

靈活用工面臨的第二大稅務風險點：平臺作為勞務報酬扣繳義務人，未履責遭受處罰

國家稅務總局湖北省稅務局信息顯示，武漢某教育咨詢公司，因錯誤理解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明確靈活用工人員從平臺獲得的收入作為經營所得”的答復，錯用代扣代繳個稅稅率，被稅務局處50%罰款。

一份名為“武稅二稽罰[2024]115 號”的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該企業參照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關于明確靈活用工人員從平臺獲得的收入作為“經營所得項目”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附2020年10月19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8765號建議的答復），將公司兼職教師并入培訓項目按 “經營所得”應稅額的3%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規定，兼職教師未與企業簽訂勞務合同，從事教育培訓工作取得收入應按“勞務報酬所得”科目，由企業按勞務報酬所得繳納按月（培訓班次）代扣代繳納個人所得稅。

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條 扣繳義務人應扣未扣，應收而不收稅款的，由稅務機關向納稅人追繳稅款，對扣繳義務人處應扣未扣，應收未收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國家稅務總局武漢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對企業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款106129.40元處50%罰款計53064.70元。

靈活用工面臨的第三大稅務風險點：虛構交易被認定為“虛開增值稅發票”

2024 年，福建省稅務稽查到了19 家具備“委托代征” 資質的靈活用工平臺，因虛構交易鏈條，被定性為虛開增值稅發票，涉案金額高達 200 至 300 億元，波及下游 8000 余家企業，面臨補稅整改。

據財新報道，這19家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的靈活用工平臺，涉及福建省福州市的12戶企業、南平市的1戶企業和三明市的6戶企業。經稅警聯合辦案查明:該團伙通過以員工名義注冊登記公司用于自行開票、以員工名義注冊公司后給他人(主要渠道商)用于開票、接收其他公司并入產業園統一計算財政獎補并協助做賬、開票等方式開展業務。

馮驁表示，發票的開具必須以真實交易為前提。若平臺本身未參與組織或管理實際勞務活動，仍以“服務外包”或“技術咨詢”等名義代為自然人開具發票，即可能被認定為“虛構交易、虛開發票”。一旦構成“虛開發票”，將涉及稅收征管法下的行政處罰，情節嚴重者甚至會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的“虛開發票罪”，承擔刑事責任。平臺若系統性為他人組織代開發票，還可能被認定為虛開行為的共同參與人或協助人，承擔連帶法律責任。

有不愿具名的稅務師表示，無真實業務的靈活用工平臺，實際上是背離了“委托代征”模式的初衷，平臺被異化為“開發票”的犯罪工具。依據《稅收征管法》，委托代征主要是為了攻克零星、分散稅源的征收難題。正常的操作是企業支付相關費用后，由平臺負責代征個人所得稅與增值稅，隨后向稅務機關進行匯總申報，最后將完稅憑證交付給企業。通過委托代征，企業的用工成本能夠顯著降低，以外賣騎手為例，勞務成本從原本的 36% 大幅降至 6%，同時稅收征管效率也得到了有效提升。

異化的方式就是平臺淪為發票買賣工具。具體的做法可能是企業將資金轉賬至平臺，平臺扣除 6%~8% 開票費用后，通過各種途徑把資金回流至企業主手中，以此完成非法資金流轉。平臺的盈利除了開票費用，還會利用招商引資稅收優惠、退稅等方式獲得收益。

該稅務師認為，這種鉆了監管和征收不嚴的空子虛開發票才是真正擾亂行業健康發展的罪魁禍首，靈活用工平臺不過是一個犯罪工具，真實的靈活用工不該被連累，也不應成為“背鍋俠”。

馮驁也認為，2024年8月起正式實施的《公平競爭審查條例》中更是明確，無依據的稅收優惠、差異化財政補貼被明文禁止，地方性稅收洼地的護城河正加速瓦解。這不僅是監管邏輯的升級，更是全行業從粗放擴張向精細化合規的必然轉向，舊模式的難以為繼已非隱憂而是現實。

靈活用工面臨的第四大稅務風險點：員工工資轉換為勞務成本抵扣被認定為逃稅

近期，國家稅務總局衢州市稅務局通過大數據分析比對，查處了一起利用小規模納稅人減免增值稅政策虛開增值稅發票的案件。衢州市某建設工程施工圖審查中心，聽信網絡上的“節稅秘笈”，利用小規模納稅人減免增值稅政策虛開增值稅發票，進行偷逃稅。最終被追繳稅款、滯納金并處罰款共計726.35萬元。

據通報，衢州市某建設工程施工圖審查中心，通過控制4家個體工商戶，將該企業員工工資以虛假的咨詢服務等名義支付給4家個體工商戶偽造成咨詢收入，再由個體工商戶利用小規模納稅人減免增值稅政策，違規開具與實際業務不符的增值稅普通發票238份，涉及金額2100萬元，少繳企業所得稅、應扣未扣個人所得稅共計473萬元。

用工企業將企業員工“外包”給靈活用工平臺，將員工身份從勞動者調整為靈活用工人員，將發放的工資薪金調整成為“勞務費”，讓靈活用工平臺“代為發放工資”，然后取得靈活用工平臺開具的名為“服務費”“勞務費”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這一業務模式是否構成虛開，一直存在爭議。

爭議的核心點在于：稅務機關根據“業務真實性”的角度來判斷是否構成虛開，并認為靈活用工平臺在實際業務中，僅提供了“代發薪”的服務，而不是發票上記載的、勞務人員提供的各類服務。勞務人員提供的服務，應當自行去稅務局代開發票，因此，靈活用工平臺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屬于“無真實勞務”的虛開。不過，靈活用工平臺的業務模式，就是撮合業務，扮演中介商的角色，在平臺上為用工企業和靈活用工人員提供服務供需信息、服務資金結算，并代勞務人員開具發票。

如何看待靈活用工的業務模式？

一方面是吸納大量的就業，成為社會的穩定器，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違法違規行為及灰黑產隱匿其中。我們該如何客觀看待靈活用工這種業務模式？

靈活就業等用工方式具有較強的人員包容性。尤其是共享平臺的用工輻射行業領域多、崗位類型多、專兼職靈活。從崗位需求看，平臺用工既有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勞動密集型崗位，也有在線教育、創意策劃等知識密集型崗位，為不同文化程度、技能水平的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從用工方來說，靈活的用工方式，不僅降低了企業員工管理的難度，也降低了成本。

但是新的就業形態，難免會產生新的問題。202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聯合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稅務總局共同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兩高”《關于辦理危害稅收征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發布會上也明確，跨境電商、直播帶貨等新興經濟業態迅猛發展，其業務形態、盈利模式、勞務關系等復雜多樣，稅收監管措施面臨新挑戰。文娛領域個別人員利用“陰陽合同”“股權增資”等形式，借關聯企業名義取酬獲利，或利用“稅收洼地”轉變收入性質，設立“空殼公司”實施虛開發票行為，逃避個稅監管。

分析人士認為，在嚴厲打擊違法犯罪的同時，應對于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發展給予一定的包容性空間。

馮驁認為，稅務機關應從制度層面厘清靈活用工平臺在開票行為中的責任邊界，發布統一執法標準和合規指引。明確在何種情形下，平臺具備開票主體資格，哪些情形屬于未實際發生業務的“虛開”。同時，應強化征管協同機制，通過與人社、公安、銀行等部門的信息聯動，交叉核查自然人在多個平臺的勞務數據、資金流信息與發票信息是否一致。對于自然人短期內集中從多個平臺獲得高額收入，或平臺重復開具高度相似內容發票的，應及時預警并開展專項稽查。

監管部門還應推動建立平臺分類管理機制，對已建立合規審核機制的頭部平臺適當放寬事前限制，對風險平臺重點監控，鼓勵平臺自查自糾、完善責任鏈條。虛開發票行為本質是對國家稅收秩序的破壞，在靈活用工領域尤為敏感。平臺企業不能為了滿足客戶的“合規外殼”需求，犧牲真實交易基礎而協助虛開；監管部門則應在技術與制度層面加強穿透式管理和標準化執法，共同構建真實、透明、可追責的靈活用工稅收環境。

同時，他也認為，平臺應承擔審查交易真實性的第一責任，建立完善的內控機制，避免“明知或應知”服務并未實際發生卻仍協助開票。建議從三個方面建立合規防控機制：第一，核查勞務實質。平臺是否實際組織了人員參與服務，是判斷開票合法性的關鍵。如平臺未提供任何組織、撮合、管理行為，單純為服務提供者代開發票，屬于高風險行為，應予以禁止。第二，核查服務與身份信息匹配。平臺應對服務內容、服務對象、服務提供者三者之間的匹配性進行交叉驗證，必要時留存項目現場記錄、合同簽收憑證、照片或視頻證據等，確保服務真實發生。第三，核查資金路徑。服務收入應具備完整的資金閉環，平臺收款后支付給服務提供者，形成可追溯的銀行流水。若出現發票開具與資金流向不一致的情形，將被視為典型的虛開發票風險信號。

至于平臺的義務，規則也在逐步明晰。2025年1月，《互聯網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也明確了互聯網平臺企業應當向主管稅務機關報送平臺內的經營者和從業人員的涉稅信息，包括身份信息、收入信息和其他與納稅有關的信息。其中免予報送情形包括互聯網平臺企業按規定為平臺內的經營者和從業人員辦理扣繳申報、代辦申報等涉稅事項時，已填報的涉稅信息可不重復報送；對從事配送、運輸、家政等便民勞務活動的從業人員的收入信息可不報送。

有關部門也表示，堅持“三不變”原則，是指互聯網平臺企業只需依法履行報送涉稅信息的程序性義務，其自身經營情況和稅收負擔不會因此發生變化；平臺內合規經營的廣大經營者和從業人員稅收負擔不會因此發生變化；絕大部分小微企業和商戶稅負不會發生變化。